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又称性理学,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于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朝、明朝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大量融入了佛家、道家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等。细分来讲,陆王(陆九渊、王守仁)、濂溪(周敦颐)与理学有所差异,而更背道而驰,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朱熹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答,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程颐以此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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