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俯包拯包青天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卒于宋仁宗嘉七年(1062年),他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
  包拯少时长期寄住在庐州城南的一座古庙里,刻苦读书,儒家经邦治国的思想和历史上忠臣孝义的事迹,对他影响很大,从这时起,他就立志“竭忠死义”,为国家尽力。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29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授官大理评事,知建昌(今江西永修)县。这时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不欲其远去,包拯便没去上任,留在家里奉养父母,不久朝廷改派他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税监。包拯上任不久,又辞职归里。此后十年都未做官,以孝闻于乡里。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才在乡人的劝勉之下,重登仕途,出任扬州天长县知县。在知县任上,包拯巧断盗割牛舌案,轰动全县。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升任为端州(今广东高要)知州。当地盛产端砚,前任知州多加征数十倍去贿赂权贵,但包拯却不多征一方,当他卸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庆历三年(1043年),由御史中丞王拱辰推荐,包拯到中央政府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两年之后,正式担任监察御史。
  北宋御史的地位不算高,但却掌握言路,作用不算低。在御史任上,包拯写下许多奏议,不满因循守旧的现实,要求进行改革,并积极推动庆历新政的进行。针对新政中的一些不当做法,包拯亦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范仲淹提出科举考试不再实行弥封誉录制,而代之以荐举制,而包拯却上疏认为荐举制存在种种弊端,行弥封之法,则稍协尽鲍之道。
  北宋时期,辽与西夏的威胁较大。北宋政府只知岁贡银绢,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局面。包拯认为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应该选将练兵,加强边防,才是上策。庆历五年(1045年),包拯出使辽国,辽国副使指责宋朝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地方官在雄州城开便门,是想引诱辽国叛徒去泄露辽国情报。包拯立即反驳道:“如果我们欲获得情报,自有正门,何必开便门呢?”辽使无言以对。包拯返回京师后,又向仁宗皇帝奏上《论契丹事宜》、《论边将》等疏,指出河北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沿边地区卒骄将惰,粮匮器朽,朝廷应该尽早选拔将帅,精练士卒,广储粮食,以应付辽国可能的入侵。可惜,这些重要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庆历六年(1046年),包拯升任三司户部判官,后次第任京东、陕西路转运使,又徙河北路转运使,未行,擢三司户部副使。在这段时期内,他能体察下情、关心民瘼,努力去除各项弊端,大都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
  陕西凤翔府斜谷造船场每年为国家制造大量船只,所需木材,全从本府及附近地区收买或砍伐。负责为这个造船厂供应木材的差役,每年都要赔钱一两千贯,不少人因此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被逼自杀。包拯在担任陕西路转运使期间,上疏(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请求朝廷免除老百姓的这项沉重负担。
  皇祐元年(1049年)10月,包拯奉命考察陕西食盐的运输和销售情况,他发现那里搬运食盐的差役是按照家产摊派的,每一贯家产要搬二袋盐包到各州由官府出卖,应差之人,倾家荡产,比比皆是;甚至连服役的兵士,往往亦因之逃亡死损。他遂上奏朝廷,主张采纳当地主管官员范祥的改革方案,改官卖为通商。新法实行以后,公私两利,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税收,两年内国库增收516千贯。
  皇祐二年,包拯擢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担任了谏官。他对唐朝直言敢谏的魏征极其推崇,他觉得魏征所说的许多话,对宋朝亦有现实意义,特地选录魏征的三篇疏文,希望仁宗作为座右铭,时时观看。其实包拯在直言敢谏上,颇似魏征。
  包拯主张依法治国。他认为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不可随意更改,以致失信于民。他反对皇帝凭个人的好恶,奖惩臣下,他说:凡是由皇帝直接下令赦罪的,都是依靠后宫或者宦官的门路,求得人情,这必定妨碍公事,败坏朝廷,实在要不得。宋仁宗觉得他说得很在理,表示对此要严加禁止,示信天下。
  包拯上谏不畏权势。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的伯父,无功却当上了三司使。包拯愤然上书,指出当前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用张尧佐这样的庸人理财,只会加重危机,实在让人痛心。包拯坚决要求将他免职,选用有才干的人当三司使。宋仁宗不仅不采纳这个意见,相反,又加封张尧佐为淮康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官使等职。包拯闻讯后,再次上书,指责张尧佐是朝廷的污秽,白天的鬼蜮,批评仁宗“失道败德”,并和仁宗当面争辩,言辞激烈,甚至吐沫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感其忠恳,不得不削去张尧佐的后两职务,并作出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职、干预国家大事的规定。但是,事隔一年,仁宗又加封张尧佐宣徽南院使。包拯再次上书,坚决反对此项任命,仁宗无可奈何,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