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指康有为于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位公车联名向北京的光绪皇帝上书,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参加完乙未科会试的各省举人云集北京,等待发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中国东北)举人接连响应,共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各省举人与数千北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帝。
  结果及影响
  虽然,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国如何救亡图存于欧日列强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争议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