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2)


  逝世与纪念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崩逝于南京皇宫内,享寿七十岁,在位三十一年。与已故的妻子马皇后两人一起长眠于南京紫金山明孝陵。《明朝小史·卷三》载,责殉诸妃,强迫伺寝宫人尽数殉葬。《彤史拾遗记》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公布遗诏: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太祖遗诏
  新任皇帝惠宗遵照遗命,杀之前从民间强夺来侍侯朱元璋的女子几十人,陪葬孝陵,尽杀戴思恭以外其他医者。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到了清朝,康熙帝历次南巡必跪拜孝陵,曾立碑“治隆唐宋”赞誉其功。中华民国建立初,孙文至孝陵祭告朱元璋。
  治国政策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以猛治国。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数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其高压统治着眼,以猛着称,他的“重典治国”思想不只为遏制官僚腐败。亦显现在清洗权贵势力、以特务锦衣卫控制政治、文字狱及廷杖。
  中央集权
  参见:明朝中书省巡检司锦衣卫诏狱廷杖
  明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国,其中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左、右丞相。由中书省统六部,但不设置中书令。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太祖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原中书省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至此,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宰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
  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此外他仍沿用元朝制度,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并设立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此外建立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五寺制度。此外他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不久改为都察院,下设若干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各级官吏。除此他还颁布《大明律》等,对官吏管理进行规制。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和监视,太祖设置了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主要是负责全国各地的关津要冲的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伪奸;锦衣卫则负责秘密侦察大小官吏活动,随时向皇帝报告不公不法之徒。同时太祖还授予锦衣卫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一切大权,锦衣卫正式成为直属皇帝的情报机构。
  镇压贪官
  参见:朱元璋反腐空印案郭桓案
  太祖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严厉的处罚。太祖在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太祖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然而,随着大明江山逐步稳定,再加上军事和皇室贵族战功大,享有很高的社会特权,不少人迅速腐化变质。。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历史所罕见。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3]。
  诛戮权臣
  参见:胡惟庸案蓝玉案
  太祖性格多疑,对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这些特权阶级杀人伤人、霸占土地、逃税漏税、恃强凌弱、奸淫妇女、吃喝嫖赌、贪污纳贿,甚至造刀枪、穿龙袍的都有。面对这种对王朝的长治久安构成严重威胁局面,太祖把这些特权阶级无情地清洗。廖永忠和 朱亮祖 先后死于非命。随后太祖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之后李善长亦被牵连,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此后的蓝玉案中,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但纪非录所记载太祖的儿子诸藩王犯有很多暴行,太祖则只是轻微劝戒了事。太祖还通过设立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废除)、诏狱、廷杖等机构或制度,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控制。
  分封藩王
  太祖遵古制,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归兵。国有三军,所以诫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太祖令诸藩镇守天下,又各领兵权,这固然是亲亲之情,信任无以复加,却也未必就没有帝王心术。强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却始终只有一个,诸藩势力犬牙交错,必然相互牵制,相互监视,除非朝廷中枢衰弱之极。当中枢真的衰弱至极时,就算没有藩王,也会被权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汉高祖与太祖,其他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强而黄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数百年江山。
  颁布法律
  参见:大明律
  建国伊始,太祖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紧接着又亲自编定《明大诰》[3]。1397年,太祖下诏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一共四百六十卷,分吏、户、礼、刑、兵、工六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凌迟,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的人,只要是年满十六岁的都要处决。太祖立法一为治民,二为治吏,尤其是《明大诰》对贪官污吏的处决也十分严厉,可以视为反贪刑事特别法。只要是犯有贪污的官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北方荒漠中充军,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太祖十分重视法律宣传,写了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让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禁。他还经常法外施刑,动辄凌迟。
  军事管理
  早在朱元璋起兵时,他就多次强调军纪。他认为“攻克城池用武力,平定混乱用仁政”,杀人并非“勇猛”。要求部队不许滥杀无辜,还给予俘虏优待;同时还要求部队爱护百姓,不得随意焚烧抢掠乱杀百姓,他严令:“掠夺老百姓财物者处死,拆毁老百姓住房的处死。”由于朱元璋部队的军纪严明,朱元璋赢得了部属的尊重,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废除大都督府,并改为中军、左军、右官、前军、后军等五军都督府。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由都督府管理。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但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两者互相制衡,互不统辖,各自与兵部直接联系,最后奏请皇帝裁定,以避免权力过大。
  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都是军人,朝廷有事要为朝廷作战。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到明朝亡时有已有不少军籍人逃亡,有籍无兵。
  海禁政策
  明朝立国后日本因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后出现的、大量外出掠夺的武士阶层为主的倭寇骚扰入侵的恐惧,明政府立国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海患的闭关锁国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以来即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后每隔一两年即将该海禁政策再次昭示天下。自此,连与明朝素来交好的东南亚诸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
  整个海禁政策从太祖开始,到了明穆宗在位期间被以“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为由实行开关(隆庆开关);至清初又开始一连串的闭关,清高宗时更推行“一口通商”政策、直至鸦片战争后,通行整个明清二代的海禁政策才被彻底打破。
  经济与户籍管理
  元末之际,中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以及连年战争,期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也大量减少,经济全面崩溃,人民处在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面对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局面,太祖实行黄老治术治国,太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羽,才种的树不可摇根一样。现在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同时主张藏富于民。
  农业是明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太祖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中,把发展农业放在了首位,为了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太祖通令全国,地主不得蓄养奴婢,所养的奴婢一律释放为良民。凡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由朝廷代为赎身;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州府县只能有一个大寺院,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严禁寺院收养童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如果要是出家,必须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出家后三年内还要赴京考试,不合格者潜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增加了一只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太祖在位期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
  此外他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赈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占6175万人,军户占325万人。另外,其为了动员全社会,明太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人民分为军户(弓兵、校尉、力士)、匠户、民户(马户、陵户、茶户、柴户、阴阳户、医户)、灶户,不允许随便转换工作,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须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各种活动也要引凭才合法。编成里甲,规 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
  教育与文化政策
  参见:八股文南北榜案科举国子监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5]。命令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中民贵君轻的内容,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洪武年间,太祖共主持举办六次科考,七次发榜,共取一甲21名、二甲223名、三甲686名,合930名,平均每科取士155人,为明朝选拔输送了大量有学识的官员,包括练子宁、黄子澄、解缙等一代名相。洪武三十年科举时,因中进士者均为南方籍。太祖将试官二十余人指为胡党蓝党凌迟杀害,并自阅试卷,取中六十一人,皆为北方人,并于六月廷试。此外,他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并设立国子监等重要教育机构。由于太祖在位期间实行高压的吏治政策,明初诗文三大家不得善终,后世不乏有学者主张太祖曾实行过一些文字狱。也有学者指出关于朱元璋嗜杀之事例,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
  社会情况
  太祖崇尚简朴,也希望老百姓也勤俭节约。他规定靴子上不能有任何装饰。同时对于全国人民怎么穿衣;每个阶层佩戴什么样的首饰;盖什么样的房子;出行坐什么样的车子以及人们的行动举止也是朱元璋关注的焦点,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细致入微,可谓空前绝后。“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剃一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客座赘语》卷十)
  太祖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存恤高年诏》。洪武二十年,太祖怕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各地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
  对于社会的救济朱元璋也十分重视,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3]。朝廷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面对天灾侵袭,朱元璋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为了贬抑商人,太祖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宗教管理
  太祖建立明朝前后,十分重视宗教问题,通过协调儒释道三者的关系,既稳定了局面,又争取了人心,为巩固明朝政权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通过有效的宗教管理措施,把宗教的发展始终控制在适合自己的政治需要范围内,并利用宗教教化番荑,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明政权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政治上,太祖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说:“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顿僧团,去淤除垢,“振扬佛法以善世”。
  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下诏对出家的僧尼免费发放度牒,才使得唐朝年间流传下来使的“度牒银”制度全部废除。
  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
  太祖亲自制定的“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
  生殉制度
  参见:殉葬人祭中国生殉史
  殉葬制度,在西汉初以后,逐渐在中原政权消失。明朝时期明孝陵以四十六妃陪葬,其中有太祖死时杀死殉葬十几名侍寝宫人,这一制度沿袭至成祖、仁宗、宣宗、代宗。而“节烈从殉”的风气,并向下广为延伸至宗室公侯、官宦之家、以至民间,直至近百年之后英宗死前才禁殉葬于遗诏,永着为典。按朱元璋创立的制度,嫔妃殉葬由皇帝亲临作别。正统初,明英宗目睹皇父嫔妃殉葬,受很大刺激。天顺年间下诏废止。杀死从殉妇女的方法为将她们缢死,或勒死,或灌以水银毒死。这些生殉的妇女被称为“朝天女”,她们的家属称为“朝天女户”,并给予一定待遇。关于朝天女记载主要依赖朝鲜的第一手资料《李朝实录金黑口述》。宝庆公主生母张玄妙,以其女幼,得免殉葬。
  历史评价
  《明清史事沉思录》中记载,“传谓男子宫刑,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阴户)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火消减。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对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术,这本书的作者王春瑜评论道:“将人等同畜生处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明孝陵康熙题碑:“治隆唐宋”。
  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张廷玉等对明太祖朱元璋最终能够成就帝业的评价是:“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张廷玉等对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事业的评价是:“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在一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中对明太祖朱元璋、汉高祖刘邦、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治国能力评价如下:“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毛泽东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军事才能评价如下:“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给吴晗提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
  赵翼曾说:“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商传评价朱元璋:“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