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3)


  中华帝国
  君主立宪背景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7,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中华帝国结束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袁世凯才明白自己被蔡锷欺骗了。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来源请求]……’”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及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自大总统之职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陵墓被称为“袁林”,占地近130亩。
  任内施政
  文化方面
  清朝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族出身的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说:
  “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
  另外,华人四大节日与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例行放假;而元旦改为国历一月一日,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
  军事方面
  1903年起,袁世凯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
  经济方面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
  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
  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教育方面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政治方面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清朝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禁毒禁赌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评价
  引自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千秋●冤狱●党》:“……蔡元培追忆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罪恶,可盖棺论定三点,第一是“官僚”,“畏强仰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侈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学究”,“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第三是“方士”,“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