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不计后果娶小姨子的三个名人

  1、政治家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麽。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於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於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
  2、军事家王近山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这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疯”,要与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
  王近山与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是有名的 “院花”。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这样的光荣背景,加上“院花”之誉,使韩岫岩在医院很有名气。在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於是暗中牵线搭桥。结果,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紮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常言说: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这个永恒的怪圈。这时他才 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於,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
  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聪明人”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麽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於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於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於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紮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3、艺术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喜结良缘,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贺喜。婚礼那天,邓颖超同志来了,她送给孙维世一份珍贵的结婚礼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实,要好好对他们的女儿。
  结婚后两人就搬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分给金山的那个宿舍里面,新世觉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适了。经周恩来、邓颖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厅。在孙新世的记忆中,这是一段让她十分留恋的时光。周总理、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她为粤生女儿,总理接见外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他就回来跟几个孩子打乒乓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2年。“总理爸爸去朝鲜访问,晚上我陪小超妈妈谈久了,她就让我睡总理爸爸的床,那才叫真的幸福。”说到这里,新世老人像个孩子似的,满脸皱纹都绽开了花。
  孙新世这个时候过着挺快乐、挺平静的生活,不过此时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受到金日成的欢迎。金山表示要写一部中朝抗美的电影,这让金日成大为赞赏,并亲自安排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但时隔不久,俩人就因感情出轨而犯了错误,金山受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使孙维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终她还是原谅了金山,这也让金山十分感动。
  之后,孙新世去了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修俄罗斯文学。邓颖超为了让远离祖国的孙新世不感到孤独,经常给她寄书、写信,对她关怀备至,而孙新世也是事无巨细都向邓妈妈汇报。当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诉邓颖超后,不久便收到邓妈妈的一封亲笔贺信,祝贺孙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这令孙新世十分欣喜。
  金山与孙维世
  1957年2月,年过30的孙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国,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让孙新世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能经常见到邓颖超妈妈和周恩来爸爸了。
  “后来我生了小颖,孩子叫他们爷爷奶奶。第一次我带孩子去西花厅,小超妈妈亲着我的女儿说:‘让大颖亲亲俺小颖’。小颖太小,不识宠,把西花厅里的沙发都尿脏了。邓颖超同志还是乐呵呵的。他们老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上播出“十一”游行,第二天我女儿就对总理说:昨天我在电视里头看游行了,我还看见你了。总理就说:那你长大了也去游行。她说那我怎麽进去呀,她以为要游行得进到电视里才能游行。总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厅外面的大镜子前,说:‘你看,你这不是进去了吗?’结果小孩儿笑,总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这种特别轻松的时候后来就不多了,因为很快“文革”来了,孙新世再也没有听到周恩来这麽爽朗的笑声了。
  “文革”风暴开始后,江青仅以孙维世曾送一次戏票给李立三为借口,无端地在孙维世的头上加了一个“苏修特务”的罪名,对其进行残酷的批斗并将其抓走。孙维世在没被抓走前,特意密约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门前见一次面,交代妹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可是,江青为了杀人灭口和整倒周恩来,不久就将维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愤极了,因为她比别人更了解姐姐,也更爱姐姐。爸爸牺牲后,维世跟着妈妈东躲西藏地在上海,长到十五六岁时才找到组织,后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出国深造,上了苏联东方艺术学校。在苏联,维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由於她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时,曾担任过“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会谈时的首席俄文翻译。这样的人怎麽可能是坏人呢?针对江青的为非作歹和无法无天,孙新世不顾一切地说:“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人,那麽她自己也就成了敌人。”孙新世为此当即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但是批斗了几场之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原来进驻他们机关的军代表根本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她也就幸免於难。
  1975年4月,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为了更好地照顾金山,孙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让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结束,孙新世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我就觉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亲人就剩了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当时我爱人也是这麽想的。后来我爱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虑到我会不会搬走,於是他给那个党组写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结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说。
  1976年,50岁的孙新世与65岁的金山开始携手人生,共同医治心灵的创伤。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71岁。
  随着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亲人都一个个离去,目前孙老的孩子们旅居国外,她经常出国探亲。对这位80岁的老人来说,北京的家总让她十分留恋,而每逢清明或亲人的忌日,她都会到北京的公墓给亲人送上问候。有几个纪念日是一定要纪念的,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邓妈妈离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还会写一点什麽东西纪念他们。“当初给《文汇报》写过很短的一篇东西,我就病了很久,因为我一回忆就生病。等身体好一些我就好好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姐姐他们,我觉得要不写对不起他们。”新世老人说到这儿抹了把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