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陈寅恪

  说到博学,如果陈寅恪自认第二,大概没有人敢称第一。他游学欧美,没有拿一个学位,却被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他号称教授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被中外学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刘文典,对他“十二万分的敬佩”;霸气如傅斯年,对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他洁身自好,虚怀若谷,潜心治学,提携后进;晚年他眼盲、膑足,但依旧一心向学,只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博学
  陈寅恪留学海外时,就以博学着称。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世纪20年代初,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欧游学,当时在柏林有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他们经常往来,访谈游玩,时常一起把酒言欢,高谈阔论。俞大维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作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陈寅恪每次给学生上课前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果这句话是出自别人之口,可能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吹牛,但是出自陈寅恪之口,却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话的真实性。
  陈寅恪有丰富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并非夸张之词。从他留学的笔记看,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法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尔其文等十六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但是,陈寅恪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陈寅恪的弟子、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文G”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寅恪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得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
  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
  陈寅恪在清华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到清华的第二学年,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指导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为: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着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着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着,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着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之博学倾倒。一年之后,梁启超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陈得以到清华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