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指以汉字记载经典或汉字文化圈的佛教,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形成世界上现存的三大佛教传统。汉传佛教主要流传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台湾、日本与越南等地。
  印度的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再经由中国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形成以汉译经典为本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流,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自唐密在汉地消亡后,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不同。
  词语释义
  汉字“佛教”指“佛的教导”,与“儒教”、“道教”的称呼相似,合称三教。然而三者又有差异:“儒”是指一群人,“道”是指概念,而“佛”这个汉字本身没有意义,而是古音类似bud(梵文Buddha的第一音节)。称呼的不同显示佛教来自外国,与来自本国的儒道不同。
  太虚法师年将世界上现存的佛教划分成为三大系统,其中第二系统是以中国为中心,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年代初,日本学者中村元等打破学术界“汉传佛教=中国佛教”的传统概念,之后学者提出“汉语系佛教”、“汉地佛教”、“汉族佛教”、“汉文化圈佛教”等相关概念。“汉传佛教”的特色,是经典以汉字书写。西方学者也称为“东亚佛教”或“东方佛教”(Eastern Buddhism)。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最初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两支。由古印度向南方传播到斯里兰卡、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等地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的流传,被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多为巴利语所写。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北传佛教主要由北方经丝绸之路向中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国传播,其经典多为梵文、各种中亚文字和中文。自藏传佛教出现后,南传北传佛教两支的划分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划分法。按教理大致划分,南传佛教即是上座部佛教,而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尽管汉传佛教也包含了声闻佛教的宗派。
  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称北传佛教。另一支则由东南亚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但其影响力不及于中原,因此并不被包括在汉传佛教中。
  发展过程
  秦、汉王朝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缺乏直接记载,因此只能根据文献推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世纪初首先提出:佛教在秦代已经传入中国,因为此处“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但此说提出之后,即遭到铃木券太郎等的驳斥,认为其断句有误,应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魏略?西戎传》、《魏书?释老志》等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明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即今日的白马寺),翻译《四十二章经》。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为第一部汉译佛经。汉明帝梦见金人的说法来自西元三世纪中叶的《四十二章经序》,马伯乐认为这些记载纯属捏造,汤用彤则认为可能有部分属实。东汉建和元年(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这些译经活动为汉传佛教奠定最初基础。
  从出土的文物来说,四川省重庆市丰都县号墓出土的摇钱树主干上有坐佛,底座上刻有“延光四年(公元年)五月十日作”铭文,是中国最早的铜佛。西元二世纪后期四川省麻浩崖墓墓室上方健驮逻风格的佛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三国时期
  佛教在东汉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地区,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但已佚失。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
  晋王朝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细字经”和“供养经”等。洛阳大市寺中,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其中部分经文依然保存。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年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北京)”的美称。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晋元帝、晋明帝以宾友礼敬沙门,晋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建康佛教,盛极一时。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