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来绿绮诉婵娟:秦淮八艳之卞玉京(2)


  我一直很想寻找这些说法的出处,可是长期未能找到。直到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圆圆曲》中写陈圆圆被田国舅带走后的遭遇时有“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皇,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尽延致。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支细,,错恣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一节,而与《圆圆曲》写于同期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则有“归来女伴洗红装,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之句,此外吴梅村后来为卞玉京写《过锦树林玉净道人墓诗》中也有“乌桕霜来映夕曛”及“翻笑行人怨落花,从前总被春风误”的描写,似乎可与《圆圆曲》互为印证,此有人以此判定陈圆圆在北上途中确曾与卞赛同行,而诗中的“女伴”指的就是卞赛。
  我对这则传说的基本看法与陈寅恪先生相同,即认为卞赛并无与陈圆圆同被贵戚挟行之经历。不过,寅恪先生认为两诗中提到“女伴”可以相为参照,所指确系卞赛,只是“同行”指的不是崇祯十五年卞陈二人同行北上,而是顺治八年(即《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创作之时)卞赛在姑苏追忆十年前曾与陈圆圆的“浣纱同行”的往事,笔者则以为《圆圆曲》中的“女伴”是实指还是泛指姑且不论,《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的“女伴”却非指陈卞二人中的任何一位,理由见该诗原文:
  玉京与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楼大道边,对门却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浩齿垂明铛。曾因内宴直歌舞,坐中瞥见涂鸦黄。问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识曲弹清商。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诏书忽下选蛾眉,细马轻车不知数。
  诗中的“中山女”,是住在卞赛对门的明朝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后裔,诗的后文,是写徐氏女先被南明小朝廷征选,后又落入清军手中的悲惨经历,她的遭遇系卞赛亲见亲闻,通过琴声倾诉出来,再由吴梅村写入诗中。因此,联系上下文,“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写的应当是徐氏女,而不是陈圆圆,这个“女伴”指的也是徐氏女的女伴,而不是卞赛。
  此外,我们知道柳如是也曾被田国舅选中,她后来得以脱身,是靠了钱谦益的相助,但卞赛倘若真曾与陈圆圆“同行”,后来又是如何脱身“归来”的?史料中也完全无迹可寻。
  综上所述,单凭《圆圆曲》和《听女道士弹琴歌》中的相似描写就认为卞赛曾与陈圆圆一起为田国舅选中“同行”,实在太过牵强,窃以为此说不甚可信。至于相似的原因,当与两首诗的创作时间相近,而且创作初衷与主题都源自一脉有关。
  对于吴梅村的佯装不解风情,另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明廷严禁朝官在自辖的地方纳民妇为妾,而吴梅村又恰是是南国子监司业,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这一解释看似有理,却仍不能令人信服:首先,卞赛对吴梅村只是许身,并不是马上就要过门,而后者也不太可能一辈子都不换一次任地,所以“禁令”并不是根本的障碍。其次,吴梅村虽于崇祯十二年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但次年即升中允、谕德,在名份上已经是太子属官。第三,如果真是利害相关,身不由己,大可对卞赛坦言,国家律令,光明正大,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苦衷,何须装傻充愣呢?
  当然,认真说起来,能让吴梅村顾忌的事总归是有的。比如,吴梅村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当年是崇祯皇帝亲旨特准他返乡迎娶,故有“奉旨成亲”的说法,他与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点了头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赛毕竟是青楼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会伤及他的“官声”,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悦。
  不过,这些情况该是吴梅村在向卞赛示好,与之谈情赋爱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的,事到临头才打退场鼓,也只能说明他和冒辟疆是同一路人――谈情说爱起来甜言蜜语,谈婚论嫁起来推三阻四,说他假意,他真有情,说他真心,他又负不起责任。这种作风,与他在涉及名节大义时屡次的临事怯步与患得患失倒是如出一辙的。
  有人说,卞赛因为遭到吴梅村矫情推诿而感心灰意懒,或是为了逃避爱情的困扰才入道的。我也曾经十分相信这种说法。但在对卞赛的生平了解稍多之后即产生了怀疑――因为卞赛在入道之后又嫁过人。即使她的出嫁仅仅是为寻求一个人生归宿,至少说明她并未“看破红尘”,否则她的归宿就该是道冠而不是人家――她真正的“持节守律”,正是始于第一次婚姻不如意之后,而非与吴梅村最后分手之时。因此这种说法,有些冤枉了吴梅村,也有些看低了卞赛。
  卞赛的入道,是在1645年。这一年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灭。清廷随即在南京广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乐籍的女子都在侯召之列,而艳名远播的卞赛,更随时面临着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假如卞赛也和寻常女子一样,遭逢遽变只知自怨自艾,听天由命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卞玉京”这号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这天崩地裂的危难时刻,卞赛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沉着。她虽身在青楼,却不甘沦为欺侮杀戮同胞的异族的取乐工具,于是悄悄改换了一身道装,只带了少量钱物和一张最爱的古琴,避过清军的注意,来到了江边。
  在那里,卞赛遇到一艘丹阳来的民船,就这样登山船只,顺江东下,从随波逐流的命运中机智地抽身出来。正是:“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诸船。剪就黄J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黄J”是道服,“绿绮”是琴名,从那之后,卞赛惯着道装,自号“玉京道人”,这便是“卞玉京”的来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军逼出来的――最初是为了化装出奔,穿着道装固然是为了掩人耳目,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掩人耳目,只须换上布衣荆钗即可,为何一定是道装呢?这一点,只要联系到“教坊也被传呼急”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了。卞玉京出奔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清军的传召,那么,万一没能成功脱身,而被清军拦住的话,不难想见,她也会明白地表示,自己已经身入道门,不再是乐家女子,所以,恕不奉召!这一身道装,虽是为了应急才穿上的,其后却长久地不愿脱去,当中正包含了国破山河碎,宁做化外人,不为清朝民的决心。――《桃花扇》以史入戏,写卞玉京因感亡国之痛而断绝俗尘,入冠为道,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份,却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说,把卞玉京的入道说成单纯是为了和吴梅村之间的儿女私情,实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这一身道装里包裹着的高洁情操。这个弱质女子,为了抗拒清军的传召,竟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于兵荒马乱之间毅然冒险出奔,她的胆识和气节,实在是身受明朝深恩,号称复社才俊,最终却屈身事敌的吴梅村所不可比的。